大连空管站预报室开展从业人员作风建设工作

更要看到，对于某一制度的制定法设置，理论的逻辑分析、明确的定义固然不可缺少，其力量却是有限的，社会的价值取向、重大事件、民众意愿等因素，相互竞争地影响着决定与是否设置一种制度的公共权力，这是需由专文另行探讨的、属于法律政策学中立法政策所担负的使命。

4.《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玫张宓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私生活权的客体为安宁自在利益。

因而，难以形成人格权的客观、确定和统一的制定法标准，既有的制定法标准也具有极大的开放性，致使人格权的客观确定性程度相对较低，这也赋予了在典型的具体人格权旁还存在一般人格权(尊严权)的合理性，借用考夫曼所言，一个自身封闭的、完结的、无懈可击的、清楚明了的法律（如果可能的话），也许会导致法律停滞不前。之一：某家庭正在开追悼会，悼念刚去世的父亲。1.人格的三种非法学的含义 人格的西语表达例如有：英语Personality，德语Persönalichkeit，法语Personalité。根据这一意志力(权利是什么)-客观法(权利的来源)-利益(权利的目的)三位一体的权利观，对前述疑问作答如下(在此不作全面的概念梳理)： 意志力与客观法的关系。当然，各具体部门法的反映方式不同一，这里的分析重点放在国际人权法、宪法、刑法和民法上，理由在于，这些制定法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社会文化意义的人，还对与人格直接相关的利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权利化、规范化，但这不意指近代以来有关财产、国家制度、社会保障等的制定法就与人格无关，而可称之为物文主义、国家主义和福利主义，只不过它们显得与人格间接一些罢了。

第7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第52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残疾人，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显然，在甲、丙、丁三人的行为中，只有甲的行为所包含的风险达到了通常能够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程度，借此可以直接否定丙、丁二人行为的相当性。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9]简言之，因果流程相当性就是指介入因素并非罕见。在本案中，甲的行为导致乙死亡的概率仅为万分之一，显然不符合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的相当性要求，但这并不妨碍司法者追究甲故意杀人既遂的刑事责任。本文认为，从风险实现理论的基本立场出发，根据理论逻辑可以推导出，在具体的案件中判断结果是否是对禁止风险的实现，需要依次回答如下三个问题：①在该案中，被害人的法益面临着哪几种风险？②案件结果实现的是何种风险？③被实现的风险是否属于行为人的行为所包含的禁止风险？例如，一家画笔厂的厂长没有遵照规定事先消毒，就给了他的女工们一些来自中国的山羊毛进行加工。

尽管相当因果关系说最初是以事实性的因素作为判断标准，但是相当性本身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然而，日本最高裁判所在审理本案时认为：在因犯罪人的暴行而形成了成为被害人死因的伤害的场合，即便在其后由于第三人所加之的暴行而导致死亡时间提前，也可以肯定犯罪人的暴行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应当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考察判断介入因素是否罕见来判断因果流程是否具有通常性，是比较巧妙的。[75] 综上所析，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以行为是否包含了禁止风险(或曰行为是否违反了客观注意义务)为标准判断行为相当性，以结果是否实现了禁止风险为标准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总之，在考察对象上，相当因果关系说经历了从只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到既考察行为相当性又考察因果流程相当性(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转变过程。[74]本文认为，直到今日，这个批评仍然不无道理。

[56] 接着来看因果流程相当性的判断。需要看到，考察介入因素是否罕见和考察行为对结果的贡献程度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考方法：前者属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而后者属于原因说。一方面，在符合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场合，未必可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五、结语 作为一种重要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先后呈现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三种不同的形态。

在这个判断过程中，经验上的通常性这一标准就具体体现为介入因素并非罕见。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通过考察介入因素是否罕见来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是较为巧妙的。

但是，一般而言，因瞌睡驾车而走错路进而导致乘客被雷击毙这个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很低，不具有相当性。从行为规范的角度看，这个判断标准表明刑法并没有一概禁止所有带有风险的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民的行动自由。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仅仅通过考察一个行为所包含的风险的高低，无法准确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相当性。本文认为，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取决于司法者在保障普通国民的行动自由和保护特殊体质者人身安全这两个内在紧张的价值目标中如何权衡。其二，以行为风险的高低作为行为相当性的判断标准，其背后的逻辑是根据风险的程度来判断风险的性质(风险是否为刑法所禁止)，而这种努力注定不能取得成功。判断行为相当性的标准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包含了禁止风险，更为确切地说，行为人是否违反了客观注意义务。需要看到，被害人乙面临的两种风险之间不是截然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了一起。[31]面对这场危机，有学者站在维护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立场，批评大阪南港案的判决将两种不同的死亡结果混为一谈。

此时，按照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需要对结果进行归责。例如，2016年3月21日4时许，蓝某在家中睡觉时察觉门外有人偷窃，出门发现陈某手上抓有自己家的鸭子，便喊抓贼并追赶陈某。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女工死于第二类细菌的感染，实现的是后一种风险。相应地，本文对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评析也需围绕这两大基本主张展开。

一则，某个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很高，未必可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的行为。不过，在具体的判断思路和规则上，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

在追赶的过程中，蓝某伸手抓住陈某的衣袖，陈某用力甩手后挣脱掉，由于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致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二，在判断结论上，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判断因果流程相当性时，有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在判断标准上，相当因果关系说经历了从事实性的、经验性的判断标准(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到规范性的判断标准(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转变过程。在这三个问题中，最为疑难的问题是结果实现了何种风险。

例如，在日本发生过这样一起案件：行为人在第一现场对被害人施以暴行，致其颅内出血(致命伤)、丧失意志，接着行为人将被害人运到第二现场(大阪南港材料仓库)后离开，在被害人昏迷期间，第三人(未被查明身份、未被抓获)用四棱木棒殴打了被害人的头部，造成了被害人的提前死亡(以下简称大阪南港案)。其一，在判断标准上，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判断介入因素是否罕见时，为了得出妥当的结论，没办法严格遵守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

[32]而更多的学者则据此对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重新解释或修正。在这个意义上，相当性构成了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论包袱。

在本案中，对于乙死在手术台这个结果而言，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处于因果流程之中，并且该因果流程具有相当性。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对行为相当性的判断。

运用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根据考察对象和判断标准的不同，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说分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77]这些现象都不能构成对上述分类的批评。那么，在判断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时，应当将哪些信息纳入到考虑因素之中呢？这就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判断基础问题。在此跟踪伏击的陈世豪等四名便衣警察立即亮明身份上前抓捕。

根据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如果认为该因果流程发生的概率较大，就会认为甲、丙、丁三人的行为都属于刑法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任何结果都是对某种风险的实现。

正如冯·克里斯自己承认的那样，虽然实务上要获得个案间大致一致的结论并非不可能，但一个固定的规则是不可求的。但是这一结论遭到了学界的普遍反对。

②考察案件的结果是否是对该危险的现实化。但关键的问题是，要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限制？对于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而言，这个问题具体化为：为什么要通过将罕见的因果流程排除在外的方法(而不是别的方法)来实现对刑罚报应的限制？对此，精炼的报应论并没有给出任何回答。